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这是继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目标和2021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号召要“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论述，是再次给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强音，为新时代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指明了方向，更是赋予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新使命。
洛阳位于中原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史前文化发展、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是早期国家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华夏文明最早开始的区域。作为文物资源大市、考古强市，洛阳考古人必须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中华文明的溯源阐释，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洛阳答卷。
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已有百年的历史。
早在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距离洛阳不远的渑池县仰韶村和新安县东杨村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并在仰韶村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20世纪20-30年代，马衡、石璋如等人先后在孟津、偃师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和政府对考古工作的重视，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文物工作组（后改名为河南省文物工作二队）和洛阳市文管会，为配合洛阳城市基本建设和郊区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工作，在洛阳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期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间发掘了洛阳王湾遗址，区分出了王湾一、二、三期文化遗存，建立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的年代发展序列。
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洛阳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迅速发展，并有一些重要新发现和新进展。
1975、1979和1984年洛阳市文化局曾先后三次组织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在洛阳市郊区和郊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洛阳博物馆和洛阳地区文管会对洛阳地区的西吕庙、矬李、西高崖、小潘沟、马迥营、白元、二里头等遗址进行了试掘和发掘。
1988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偃师高崖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地层上的叠压关系。
1996年，为抢救黄河小浪底枢纽工程淹没区的古文化遗存，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对黄河南岸的妯娌、寨根、盐东、荒坡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
1997-2007年，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先后对伊洛河下游1120平方千米区域内进行了全覆盖式的深入调查。
进入21世纪以后，考古学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尤其是近年来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先后发掘了灰嘴、大庄、王疙瘩、杨窑、矬李、五女冢等遗址，时代从仰韶中期至龙山晚期。
2015年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紧紧围绕“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一主线制定了科研总体规划，并设立洛阳在人类起源、演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演变进程中的核心地位研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融合中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研究三个支撑课题，每个支撑课题下设多个子课题。同年考古院依据科研总规划开展了伊、洛河史前文化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新石器遗址，其中以伊川土门遗址和宜阳苏羊遗址最为重要，两处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应为所属区域内中心性聚落。
2018年和2021年洛阳考古院先后对两处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洛阳地区百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也表明洛阳在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从未缺席，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内核作用，是中华文明的根文化。
洛阳地区是旱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洛阳地区裴李岗时期的遗址目前发现十几处，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面积大多在10万平方米以内，主要文化遗存有窖穴、灰坑和墓葬。从出土遗物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镰和石铲等；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其中作为农业生产加工工具的石磨盘、石磨棒和锯齿形石镰的大量发现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特征，农业工具种类之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均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在有些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粟，推测粟应为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在当时人们还不能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管理、耕耘和施肥的情况下，粟无疑是最适宜栽培和广泛种植的。裴李岗文化作为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并且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它出现于中原地区，充分说明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史上，以中原的进程最早，发展也较快。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的摇篮，而洛阳地区则正处于这个摇篮的核心。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研究表明到庙底沟时期，农业已在人类食物来源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工具也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不仅数量增加，种类也不断增多。
洛阳王湾二期文化房址内的陶器中，发现有谷物的痕迹，经鉴定为粟。另外在其他一些遗迹中也出土有一瓮炭化粮食，经鉴定为高粱。这说明当时的居民不仅种植粟，而且种植高粱或其他作物。稻，起源于南方，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稻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然而，在洛阳西高崖仰韶文化遗址中，在一件土坯上发现了稻谷的痕迹。另在锉李、土门、苏羊等遗址中也发现了稻壳的遗存，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在洛阳地区已经有了水稻的种植。
在洛阳锉李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水井口平面呈圆形，口径1.6米，深6.1米见水，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较早的水井。水井的出现，不仅可以促进灌溉农业的发展，而且解除了人类对江河湖泊日用水源的依赖，从此可以到远离河边的地方居住，这对人类聚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洛阳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农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其突出的地位，并以此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农业生产工具由早期的较为厚重、制作粗糙，到晚期的制作精细，种类繁多，且日趋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粮食作物的种类及其种植范围，从早到晚有所增加，也有所扩大，从而奠定了洛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见证
1994-1995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伊川县伊阙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遗存分为三期，其中一、二期属仰韶文化遗存，主要是灰坑和墓葬等。其中一期遗存中发现的5座墓葬意义重大。墓葬形制较大，有二层台和棺椁，部分墓葬中出土红顶钵、玉器等遗物，这些现象在豫西仰韶遗存中极为罕见，填补了洛阳地区仰韶时期无大型墓葬的空白。随葬玉器大型墓葬的发掘对文明起源和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6-1997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考古系以及孟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妯娌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清理出的遗迹主要是房基、灰坑和灰沟等，出土遗物包含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等。房基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多呈圆形，大的直径4米左右，小的直径2米多。出土遗物中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部分陶、骨、蚌器，另出土有铙形器，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妯娌遗址还发现一处集中埋葬的墓地，位于居住区南部，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差异明显，这表明当时部落内部已出现阶层分化，社会复杂化凸显。这些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和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聚落的演变和分层
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伊、洛河及其支流不远处的台地上，面积大小不一，少则数千平方米，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房址、窖穴、烧窑、墓葬、灰坑等，还出土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这些丰富的实物资料不仅为研究洛阳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和当时社会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状况提供了材料支持，也为我们探索“文明起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以往考古工作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较少且只能分为大小两个层级，两个层级中的大型聚落只是在面积上比小型聚落大一点，在聚落内部结构、布局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聚落之间相对保持一种平等并立的关系，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平等社会、社会分化还不明显。到仰韶时期，聚落数量激增，出现了大型聚落。大型聚落不仅面积大，且在聚落结构、布局上与中小型聚落也有本质的区别；大型聚落还出现了独有的高等级遗迹和遗物，已具有中心性聚落的性质。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打破了简单社会的平等关系，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期。以往考古工作表明，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聚落数量激增且分化明显，在洛河中游和洛阳盆地的交接地带发现有上百处遗址，遗址面积也差别巨大。面积约百万平方米的洛宁西王村遗址，面积在60-70万平方米的苏羊遗址，这些都是具有中心性聚落性质的大型聚落，还有面积在20-3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绝大多数遗址面积均在20万平方米以下小型聚落，形成了三级聚落结构。这种演变趋势一直延续到了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型聚落往往选择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点，出土有其他聚落不能比拟的精美遗物和高等级遗迹，日益呈现出中心聚落的特征。
五千年前后多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苏羊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面积60多万平方米，2020年宜阳苏羊遗址入选“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项目。
2021年3月-2021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苏羊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通过调查和勘探，在遗址北部的苏羊区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基本弄清了苏羊区遗存分布范围和聚落功能区划分情况。清理遗迹有房址、灰坑和窖穴等。仰韶中期房址保存相对较好，为地面式房址，连间或单间，墙体为木骨泥墙，部分房子墙体尚有保存，墙内壁有光滑的青灰面，地面为经过细致加工的灰褐色“水泥面”，屋内还清理出数件“盛簪器”，在房屋地面上清理出大面积的墙体或房顶倒塌堆积，为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以陶器、石器、骨器为主，还有少量蚌器和玉器，同时还发掘出土一定数量彩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遗迹出土大量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数量丰富且风格单一。另外发掘出土的一枚兽首石雕，雕琢精美，外形似虎头，从整体造型和制作工艺看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石雕极为相似，初步推断石雕可能为权杖头部构件，这种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遗址中首次发现。
从现存遗物来看，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中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并且含有屈家岭、红山等地的部分文化因素，不仅对于探讨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总的来看，无论是农业文明的发展、聚落形态的演变、还是社会的多元演进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河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整个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内核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考古工作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政治意义，也感受到了洛阳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总书记强调要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洛阳地区位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对这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探索和深入研究我们责无旁贷，既要利用好以往的考古成果，又要拓展研究领域，深化认识，为探索中华文明化进程贡献洛阳力量。
作者：赵晓军 任广 （作者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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